
“1973年夏天,台北荣总病房里——‘爸,药我带来了。’”低低一句话配资炒股合同,让床上的孙科睁开眼。灯光昏黄,他抬手拍了拍女儿的手背,没再多说。短短几秒,把两人三十年的风雨写得分外凝重。

时间拨回到1935年。严蔼娟在上海爱多亚路一幢公寓里产下一名女婴,取名穗芳。那晚,上海外滩仍旧灯火通明,马达声掩住新生儿的啼哭。父亲孙科此刻却在南京,忙着和新欢蓝妮频频出入舞会。女婴与父亲之间,从第一口呼吸开始,隔着两百多公里的路程,也隔着一纸没有落款的婚约。
抗战骤起,上海沦陷。严蔼娟抱着两岁的穗芳挤上驶往重庆的轮船,船舱闷热,煤油味刺鼻,她咬着牙不哭。抵渝后,无以为继,只能改嫁。继父喜欢赌,一出手就是梭哈,把孙科当年一次性付的三万两千元银票输得干干净净。穗芳的童年,就在继父的皮带和母亲的沉默里匆匆滑过。

1946年,她第一次给孙科写信,娟秀小字里只有一句最直白的请求:“想学钢琴。”没想到,半个月后,一架斯坦威横跨长江运到上海。邻居啧啧称奇,谁也不知道那是一个十三岁女孩用尽勇气换来的唯一奢侈品。钢琴盖掀起的清脆声,像是替她对外宣告:父亲并未完全遗忘。
1949年冬,穗芳随母亲到香港。海关口岸,母亲又一次让她拿着孙科的旧名片求资助。女孩忍着羞愧开口,被值班军警打量良久,才放行。那一刻,她忽然明白,所谓父爱,在大人们的算盘里永远与钱挂钩,自己不过是筹码。对母亲的怨,却在挣扎之余更加深重。

求学之路并不平顺。1955年,她踩着石库门的青石板奔波各处盖章,却因为“孙科之女”四字被拒收学籍。无奈之下,她寄出一封信到淮海中路29号。宋庆龄回信寥寥十行,末尾却有一句:“盼来年见你入同济。”那句期许像针一样扎进心脏。穗芳拿着回信冲进教育厅,硬生生撕开命运的封条,同济大学建筑系的录取通知书三个月后送到她手上。
可生活又一脚把她踢进郊区劳动队。潮湿稻田、沙土小屋、零下的夜,导致全身关节红肿。姨妈的家成了临时落脚处,却在一个阴雨夜遭到四姨父非礼。她拎着行李冲出弄堂,站在街角的路灯下,才发现自己已无处可去。深夜,她买了张船票,往香港返航,理由只有一句:“母亲心脏病复发。”
再次见到孙科,是1964年底。台湾寒流来得凶,暖气不足,老人披着夹袍。房门推开,孙科愣住,手里那本《泰晤士报》掉到腿上。“爸,我是穗芳。”四个字说完,她先笑了。孙科抹了把眼睛,只挤出一句“好,好”,声音沙哑。旁人退到走廊,留下两代人的沉默与和解。

孙科身体每况愈下。高血压、肾病、耳聋轮番袭来。他不再问政,却喜欢翻账本。账本上,有一个单列账户——“穗芳专户”。每过半年,他让秘书往里填数字,用以偿还自己亏欠女儿的岁月。这些钱后来被穗芳悉数提走,却又折算美金寄回,用来抚恤孙家旧部的遗孀孩子。她没留一分,似在告诉父亲:爱与责任本就该反哺。
1973年春,孙科病重。医生建议切除一侧肾脏,但老人年纪太大,风险极高。家人面露难色时,只见穗芳挡在病床前:“开刀,我签字。”她转身请院方调最好的进口麻醉剂,再托友人自美运来药品。手术险象环生,父女俩却在术后度过半个月的安静时光。老友张继曾探望,临别前听到孙科低声感慨:“六个孩子,最放心的还是她。”

1974年9月,孙科去世。讣告上列出六名子女,排最末的是“女孙穗芳”。葬礼当天,台北细雨。众人注意到,一袭黑裙的她独自站到灵车后方,雨点顺着头发滑下,表情平静。蓝妮在旁边叹一句:“老爷在天有灵,终于看清了。”
晚年的穗芳移居美国,从事房地产规划。每年12月,她都取道东京转机到台湾,给父亲坟前添土,再去南京西康路旧址停留五分钟。朋友不解,她只是挥手一句:“该还的都还了。”

孙科晚年那句“穗芳最孝顺”流出后,有人嘲笑是补偿性的溢美。可稍加梳理便会发现,国共内战、政坛倾轧、家族矛盾把父女拉得一再分离,他们却在残余的空隙里固执地修补。这种情感不轰烈,却顽强。对那个时代的政客而言,或许只有在生命尽头,才能彻底明白“血肉”二字,并非用金条就能衡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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